退休检察官向最高检举报自己8年前曾办错案

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却成了刑事案件；环卫工高尚一审被判无罪，最终却成戴罪之人。

本文中，曾经担任一二审公诉人的检察官向读者展示了案外神秘力量之强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这方面明确了改革方向。

2013年11月1日，孟宪君带着一大摞材料乘高铁到北京。他是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退休检察官，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举报自己八年前曾经办过的一件错案。

孟宪君在北京待了两天，将材料递交给最高检人大代表联络处的相关负责人。他没有太大把握，带着些许沮丧回到淮北。在数次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干了数十年的检察官，“这是我办的最窝囊的一个案件”。

这个案子发生在2005年，他是案件一审及二审的公诉人。案件当事人名叫高尚，时为安徽省淮北市市容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容局环卫处”）的一名普通工人，被判“挪用资金罪”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除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使高尚染上神经性皮炎外，这一罪名表面上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影响：他账户里的钱一分未动，环卫处的工作还在，工资照发，他也没有在监狱里服刑。

然而，在孟宪君举报到最高检之前，高尚已经申诉了7年，从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到最高法，其间案件被驳回申诉数次，高尚找了法学专家、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以及媒体，在淮北、合肥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的次数“数不清”。

源起卖地集资建房

高尚手里有一块地，他父亲做生意的朋友欠款，想以土地抵押，但在土地局咨询时得知，该地不能抵押，只能转让。因为没有钱，高尚请朋友刘家保出资办理转让手续并挂在其名下。这宗S1101地块面积17238.01平方米，位于淮北市相山区相山路东淮坊路南。

淮北市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也认定，2003年1月3日刘家保获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证，而实际出资转让该宗土地都是雷河选煤有限公司宫超（刘家保是其职工），具体经办人是高尚，也就是说该宗土地实际拥有者是宫超与高尚，刘家保只是挂名。

2003年下半年，当时市容局知道了高尚的这块地，跟高尚商量要买地，给职工建集资房。

高尚答应卖地，并于当年11月6日与刘家保在相山区公证处办理《授权委托书》，由刘家保委托高尚全权代表其办理这块地“权属转让、结算及相关事宜或联合开发、结算相关事宜”。

之后，高尚引进一家开发公司参与建房。2004年1月8日，他与淮北市图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南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协议书中指出拟建面积约4万平方米；投资方式明确高尚投入土地，图南公司投入开设建设所需全部资金。高尚作为土地所有方的约定分成比例为30%，折合人民币840万元。

一个月后，市容局与图南公司签订《住房购销协议书》，购房价包括土建安装成本、土地费用、实交税费及利润四项，市容局支付500万元作为订金。其中一条明确“甲乙双方设立共同账户，资金调配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

市容局党委会决定由副局长兼环卫处处长李安祥负责集资建房的具体事务，并抽调了包括高尚在内的4人在环卫处成立基建办公室，其中高尚为具体负责人。

环卫处工人共148户集资，每户交给环卫处工会3万元，共计444万元，设有专户。集资专户有两枚专门印章，“环卫处工会行政章”和“李安祥”私章。此外，有一名关系户也交了3万元，由高尚代收。

在此案中，高尚所遭起诉的挪用资金罪名与职务侵占罪名即集中在他对447万元集资款的处置上。

其中主要包括几笔费用流转：

2004年3月26日，李安祥签批支付高尚土地款50万元。高尚将50万元汇入寇湾村6组账户。

4月29日，环卫处工会转款360万元到市容局和图南公司共管账户，随后图南公司转付高尚220万元作为土地款。5月26日，图南公司又转给高尚110万元作为土地款。12月8日，环卫处工会书面通知图南公司将360万元全部转给高尚。一周后，图南公司转给高尚51700元。

高尚从所得款项中支付了宫超200万元买地款，寇湾村20万元土地款，寇湾村村委会一委员4.9万元，以及图南公司50万元联合开发预计利润款。除此之外的约86万元存入其姐高萍账户。

按正常程序，集资房可以动工了，但房子一直没有动工。高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此期间，市容局党委领导商量让高尚找朋友卖一部分房子，一部分款退钱，一部分还地钱。

2005年4月19日，市容局（甲方）与一名姓名为黎辉的人士（乙方）签订《购房转让协议》，称“经市容局集体购房职工同意，甲方将原集体购房有偿转让给乙方”。其中规定，900万元的总房款，“乙方按500元／m2预付，计总预付款人民币伍佰万元，签订本协议时乙方首付贰佰万元，余款叁佰万一月内付给甲方，剩余房款肆佰万元售房时逐步付清，剩余房款付给高尚作为地款。”

此时，环卫处的工人们听说集资房出问题，找到领导想退钱。据市容局的一位领导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职工闹得很凶”。市容局党委最后找到高尚，要求高尚退回集资款。高尚则认为钱大多数都用来买地了，没办法退，可以等房子建好分房。

蹊跷被捕：询问笔录的日期早于被刑拘的时间1个月

然而这份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后，即5月19日，高尚遭淮北市公安局传讯。当天上午8时左右，警察到环卫处找到高尚。

时任市容局局长吕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索要退款无果的情况下，经该局党委会统一决定，向公安局报案高尚侵占集资款。

办案人员把高尚带到淮北市的口子宾馆，高尚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他们想让我认账，447万元是我挪用的。我不承认，就吵了起来。”

争吵一直持续到晚上。最后，案件承办人谢旭东出现，并拿出两份材料，一份是问话笔录，上面的时间是4月20日；另一份是提请批准逮捕书，落款时间为5月13日。

高尚回忆，当时谢旭东告诉他，这是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没有领导我们敢这么做吗？你最重要的是把证据保留下来，配合我们。

听了这些话后，高尚没有再申辩，“他让我在哪儿签字，我就在哪儿签字。我就一条没配合，当时问话的笔录我就签了5月20号。”

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得到的一份讯问笔录，时间为2005年4月20日，地点是淮北市口子宾馆，讯问人是谢旭东。这份笔录中，谢旭东主要询问了关于市容局职工集资建房的转款和李安祥的私章问题。高尚在笔录后签了名字和时间，为2005年5月20日。

淮北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载明，淮北市市容局的报案时间是2005年5月18日，立案进行侦查、犯罪嫌疑人归案和被刑拘时间均是2005年5月19日。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事向谢旭东进行证实时，遭他否认，“怎么可能，我弱智啊。你们不要这样说，这个案子受领导压迫什么的，根本没有这回事。胡扯。”

淮北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高尚利用职务便利，挪用资金385.5217万元，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第1款，涉嫌挪用资金罪”提请批捕。

在淮北市公安局经侦科，中国青年报记者向谢旭东询问挪用的385.5217万元数额是如何确认的，未得到回复，但他表示“钱都追回来了”。

仔细研究过《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其最大破绽在于该文书的正文载明：“犯罪嫌疑人高尚于2005年5月19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我局刑事拘留”。但该提请批准逮捕书的落款时间却是2005年5月13日。如果不是有官方的书面文本在手，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时间误差的存在。如果高尚确实是2005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的，那么就是在其刑事拘留之前一周，提请批准逮捕书已经写好。这些情况给本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由得使我相信高尚所述，本案确实是因为领导干预而做成的案件。

随后高尚被转到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直到一审判决无罪当庭释放，高尚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被拘在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的时候，高尚不停地提出抗议，“查号的时候抗议，只要有人经过就抗议”